2023年以来，金通灵（维权）财务造假案备受市场关注。继2024年1月被罚款570万元、同年12月相关责任人被送上法庭之后，如今，金通灵又收到来自检察机关的起诉书。

据金通灵7月17日晚间公告，该公司及其6名相关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涉嫌两项罪名：欺诈发行股票罪、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，金通灵至少是2025年初以来第9家涉及刑事责任的A股上市公司。此前，ST起步前任董事长、总经理等5名高管被公诉；瑞斯康达董事长兼总经理及一位董事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；锦州港、博天环境相关副总裁或实控人被逮捕；ST东时（维权）、卓翼科技（维权）、红星美凯龙、金运激光涉事“首恶”被判刑。

造假长达6年！涉嫌两罪

图源/21世纪经济报道

据金通灵7月17日晚间公告，其近日收到检察机关下发的《起诉书》。

由于连续六年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记载虚假财务数据的年度报告，金通灵及强季伟、袁学礼、冒鑫鹏被要求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追究刑事责任。三人分别是金通灵造假阶段的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、董秘和财务负责人。

除了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，包括上述三人在内的金通灵6位时任主要涉事人员还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作为近年来最为引人关注的严重财务造假案之一，金通灵数名嫌疑人的刑事处罚恐难以避免，甚至将面临牢狱之灾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此次被检察机关起诉，已经是金通灵造假被罚的“第三步”。

2024年1月，江苏证监局对其下发《决定书》，做出处罚“第一步”——行政处罚。彼时，金通灵及其4名相关人员被罚款570万元，其中，金通灵被罚150万元；时任董事长、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季伟被罚最重，为200万元。

2024年12月，金通灵被投资者送上法庭，开启处罚“第二步”——民事处罚阶段。起先为普通代表人诉讼，10名投资者合计索赔75.64万元；后于当月月底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。截至2025年1月27日，所涉投资者人数已经提升至5万人左右。若按10名投资者索赔75.64万元的比例估算，金通灵所需承担的民事赔偿压力着实不低。

此次被检察机关起诉，则意味着金通灵正式走上了处罚“第三步”——刑事处罚阶段。而其之所以被“接连三罚”，则源于其持续多年的财务造假。

金通灵成立于1993年4月，前身为南通通灵电机厂，后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。2010年6月25日，金通灵在创业板上市，六年多以后，开启“造假模式”。2017~2022年，金通灵涉嫌持续造假，合计虚增营业收入约11.35亿元、虚增利润4.68亿元。伪造工程进度确认表、发货单，调节EPC项目完工进度，都是金通灵采用的造假方式。

除了涉嫌财务造假，金通灵还于2017年以7.85亿元收购净资产仅1亿元的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并在发行文件中编造虚假内容，这使其在财务造假的基础上，涉嫌另一罪名——欺诈发行股票罪。

如今的金通灵，已经压力重重。财务危机不可避免，先不说尚未确定的民事赔偿与刑事处罚，其自身净利已经亏损多年。根据Wind数据，2017年以来，除2019年净利1.49亿元外，金通灵其余年份均亏损。2024年亏损最为严重，高达13.92亿元，2025年一季度亏损0.78亿元。

与此同时，金通灵还存在债务逾期情况。截至2025年5月，逾期债务1.97亿元，担保逾期8281万元。

5家中介机构卷入风波

金通灵案受罚的不只是金通灵及其相关责任人，还有为其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。目前，因金通灵案被罚的中介机构已经多达5家。

其中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大华”）与华西证券被罚较重。大华被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6个月；华西证券则被暂停保荐资格6个月。目前，相关资格均已恢复。

除了大华与华西证券，还有多家中介机构因金通灵而被“点名”。

2017~2022年间，曾经为金通灵提供服务的东吴证券、国海证券、光大证券也纷纷收到罚单。而且，除东吴证券被罚系因在金通灵2021年非公开发行债券项目中未勤勉尽责以外，其余券商所涉问题均与持续督导阶段高度相关。

记者了解到，监管严查之下，中介机构纷纷加大精力投入合规环节。来自多家投行的保代表示，其所在公司已经全面加大股权项目尽职调查力度，尤其关注此前投入较少的持续督导期间。“过去，持续督导期间，有时候保代一个人去到企业转一转即算尽调完成，现在则会派多人仔细尽职调查。”

会计所审计师们同样向记者表示，其所在机构已加大精力投入。“流程方面，在既有复核环节的基础上，新增独立复核流程；一线审计方面，加派人手，适当延长审计时间。”有资深审计师告诉记者。

行政+民事+刑事“处罚三件套”成标配

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：对于严重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，行政+民事+刑事的“处罚三件套”正在成为标配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此次被送上刑事法庭的金通灵，已经是今年以来至少第9家涉及刑事责任的A股上市公司。实际上，仅仅7月1日至7月17日的短短17天内，涉刑的上市公司即有5家。

7月11日晚间，ST起步公告称，公司及前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裁、董秘、财务总监共5名高管及1名供应链总监，集体被起诉。ST起步及其主要责任人被指涉嫌涉嫌欺诈发行证券罪、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。

同日，ST东时发布公告，表示其实控人徐雄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1.7亿元。

7月7日晚间，瑞斯康达公告称，因涉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月杰、董事朱春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其中朱春城已被取保候审。

7月4日晚间，锦州港发布公告，其副总裁宁鸿鹏、曹成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逮捕。

更早之前，6月，博天环境实控人赵笠钧因涉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。卓翼科技控股股东兼实控人夏传武、红星美凯龙原执行总裁高爽、金运激光实控人梁伟等也于今年相继被判刑。

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看来，违规上市公司“首恶”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能够及时制止他们的严重违法行为继续蔓延，防止更多投资者受到误导，保障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平、公正和透明；也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，让投资者在相对安全、可靠的市场环境中进行投资活动。同时，能够强化法律权威，给其他上市公司敲响警钟，促使各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，完善公司治理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